新生代农民工期盼“同城待遇”

农民工作为新兴的产业工人，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为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农民工从形成之初就带来了社会地位、经济状态、个人身份、人身权利、利益维护等方面的问题，他们是改革与发展时期社会弱势群体的典型代表，从他们身上反映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始终都是党和政府充分重视并千方百计解决的问题。

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农民工维权

　　在全国两会期间，由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引发的农民工职业病维权难题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农工党中央围绕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农民工维权这一主题提交了提案。农工党中央提出，当前，农民工维权工作依然艰巨和繁重，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利。
　　农工党中央建议，要全方位为农民工维权做好服务。一方面，规范建筑市场，加大工程项目的监管力度，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另一方面，切实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建立欠薪应急周转金制度，督促用人单位按规定支付农民工工资；推进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的建立和完善，加大对困难人群的救助力度，积极引导和鼓励农民工参加各种社会保障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让农民工真正得到实惠。指定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对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及时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加快乡镇劳动保障站建设，切实发挥基层就业指导服务功能。

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的农民工，他们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0%。他们受教育程度较父辈高，不熟悉农村和农业，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有更强烈的城市化的取向，有更强烈的变为市民的意愿，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
　　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正在加快，202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0%多。当前，我国约有2亿农民工进入城镇打工，在城镇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而住房则是农民工在城镇安居乐业的基本条件。占农民工总数60%的新生代农民工靠打工的钱买不起房，需要父辈把从农业上赚的钱拿来补贴他们在城里买房，因而影响到部分农民收入的增长。为此，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政府参事、山东经济学院房地产经济研究所所长郭松海提出了如下三条建议：一是政府为进城农民工提供住房保障。政府应鼓励开发商建造民工住宅、民工公寓，委托开发单位在城市建造若干个具有一定规模、质量优良的微利住宅小区，为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提供较低价格的住房。二是着力培育农民工住房租赁市场。政府应为住宅租赁市场的形成创造政策环境，大力扶持房屋租赁业和相关中介机构的发展，在增量结构中逐步扩大租赁比重，还要在发展租赁市场的同时开辟具有保障性的房源。三是允许转让宅基地，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安居提供一定的物质条件。应建立宅基地流转制度，允许进城农民按市场价格转让宅基地，即使目前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自由转让，也为农民工进城安居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增加了农民工的融资手段，增强了农民工进城购房的能力，为他们的安居乐业创造了基本条件，客观上也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解决农民工二代问题刻不容缓

　　20世纪80年代进城务工的农民，如今有相当一部分已根落城市社区。他们的子女，或者随着父母进城读书或是在城市出生，已形成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也就是新生代农民工，俗称农民工二代。他们与城市同龄人成长环境有很大差异，导致他们的精神、心理、生活、行为方面也与城市同龄人存在很大差别。
　　农民工二代受教育程度较低、受继续教育机会较少、文化生活贫困，因此他们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由于一些地方在就业上的不平等限制、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对待、用工单位的不平等合约，农民工二代就业十分困难。目前，大多数城市的农民工尚未进入城市社会保障序列，农民工二代更是望“保”兴叹。农民工二代没有政治参与权利，他们的政治诉求出了上网，基本上没有其他渠道。另外，城乡、阶层差异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城市一些原居民歧视农民工，进而影响和带动子女对农民工二代带有偏见。近年来，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地，出现了市民故意伤害农民工二代、农民工二代报复伤害原住市民的案例。
　　农民工二代问题比农民工问题更复杂，解决起来也更困难。全国政协委员、民盟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委、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安纯人建议：一是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解决农民工二代面临的主要困难。从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居住等方面解决农民工二代面临的主要困难。二是建立移民管理机构，统筹解决农民工二代长期稳定的问题。解决农民工二代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必须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国家有必要建立一个移民机构，统一制定移民发展规划，统筹解决移民问题。三是大力营造良好环境，增强农民工二代的文化认同感。社区应加大对原有城市人口的宣传教育力度，让他们看到农民工在城市建设、城市生活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逐渐从文化、心理上接受农民工，与农民工及其子女平等交往、和谐相处。同时，应引导农民工二代加快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农业文化认同，向以新型生产方式为基础、以新型交往方式为纽带的现代文化认同的转变。